邓子恢为赖亚平改名邓苏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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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 1林伯渠
林伯渠曾参加南昌起义、长征等重要革命活动,是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,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,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教育家。
林伯渠为什么与邓子恢互换儿子?
1934年10月起,由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,中央红军被迫转移。时任中央财政部部长的林伯渠奉命随红军主力行动,妻子范乐春因刚分娩不久,无法与林伯渠同行,受命留守苏区开展斗争。
中央财政部副部长邓子恢和项英?陈毅?瞿秋白等人奉命留在当地,掩护红军主力转移?撤退。然后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,牵制敌人。
邓子恢的妻子黄秀香在中央财政部担任会计。当时她刚刚分娩三天,但因急需将库存的资金和物资分发给红军部队带走?转移,她把出生不久的儿子交给范乐春代为照管,自己匆匆赶往会昌县去执行发放财物的任务。
林伯渠的妻子范乐春是福建永定县人,当时是红军家属局局长。受战友的重托,她用花布包袱把自己和黄秀香的孩子包裹结实,一个挂在胸前,一个背在身后,骑马连夜从瑞金赶往百里外的会昌县。
在会昌县农村,范乐春眼含泪水,把两个用布包裹的男婴,托付给自己的堂兄范美宏?郭发仔夫妇。范乐春告诉他们:“这里一个孩子姓林,刚出生14天,是我自己的儿子;另一个孩子姓邓,刚出生3天,也是红军的儿子。”范乐春恳请范美宏夫妇,在兵荒马乱中救孩子一命,想办法将他们抚养成人。然后便追赶红军部队去了。后来,范乐春带领红军部队不断转战于闽?粤?赣三省边界,于1941年5月不幸去世。
再说邓子恢的妻子黄秀香,她在完成财物发放任务后随红军小分队向赣南转移突围时,受伤并落入敌手,最终被敌人杀害,时年24岁。
范美宏家原有一个女儿,经济状况本来就拮据,如今一下多出两个男婴,无疑雪上加霜,生活更为困窘。孩子没有奶吃,整天哭声不断,夫妇二人心急如焚。恰好,邻居家来了一位洛口镇的农家妇女。她眼看两个孩子饿得可怜,便主动表示愿意帮助喂养一个。为了让孩子活命,无奈之下,范美宏夫妇只得将哭得厉害的孩子,送给对方抚养。
谁知这位农妇的丈夫患了不治之症。不久撒手人寰,这位农妇改嫁时,将孩子转送给漳埠的另一农妇。后来,据说漳埠那个农妇也遭遇不幸,又将孩子转给靖石农村的人家。如此转来转去,婴儿最终流落到洛口镇赖兆枝夫妇家。
赖兆枝夫妇俩膝下无子,他们高高兴兴将孩子抱回家抚养,取名赖亚平。这个赖亚平,实际上就是林伯渠?范乐春夫妇的儿子。而范美宏?郭发仔夫妇则为留在身边的婴儿起名范宜德(实际上是邓子恢的儿子)。
1949年,革命胜利,邓子恢来到武汉,担任华中军政委员会主席?华中局书记兼第四野战军第二政委。此时,邓子恢夫妇开始非常惦念流落江西苏区的两个孩子。
恰好,解放军驻守赣州的某军政委陈仁麒,是邓子恢当年在福建龙岩闹革命的老部下。于是,邓子恢给陈仁麒写了一封信,托他帮自己和林伯渠寻找流落在江西老乡家的孩子,并寄去一张本人的照片作参考。
陈仁麒根据邓子恢提供的线索,派参谋左枫一起前往会昌县执行寻查使命。在当地党组织?政府和福建会馆的积极配合下,不到一周时间,便顺利找到了范宜德。
范宜德的养母郭发仔,没想到10多年后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,很是高兴。她对调查人员回忆说:当年因为两个孩子没有奶吃,自己不得已将其中一个孩子送给贡江下游洛口镇的一户人喂养,现在身边的孩子是范乐春的。
第一个孩子顺利找到了,左枫等人顾不上兴奋,又寻找第二个孩子。经过近两个月的辗转,最后在洛口赖兆枝家找到了。之后,左枫连忙将孩子护送到了武汉。
在邓子恢夫妇住处,邓子恢摸着两个孩子的头,看来看去,笑问:“你们两个,哪个姓邓?哪个姓林?”两个孩子起初一愣,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
左枫指着孩子逐一介绍:“首长,这个叫赖亚平,是你的儿子;那个叫范宜德,是林伯渠的儿子。”
赖亚平很机灵,马上对着邓子恢夫妇大喊爸爸妈妈,声音亲切感人。邓子恢夫妇含着热泪连连说:“好,好,好!”为了纪念苏区,邓子恢为赖亚平改名邓苏生。并将找到孩子的事电告给林伯渠。
邓子恢夫人陈兰是个细心人,她仔细观察一番后,总感到邓苏生不大像邓子恢,而范宜德的模样则和邓子恢相似。她建议化验血型,弄清真相再送。
范宜德和赖亚平两个人比较起来,赖亚平腿脚有毛病,范宜德则精干一些。邓子恢觉得自己有好几个儿子,而林伯渠身边只有一个男孩,他不愿将腿脚有毛病的赖亚平送给林伯渠,而是坚持将精干的范宜德送给了林伯渠。邓子恢说:“我们共产党人的孩子不是私有财产,他们都是革命的后代。”
两个月后,范宜德被送进了北京中南海,林伯渠家中陡然增添了无限欢乐。林伯渠特意为他改名林秉苏,要他秉承苏区的优良传统,然后送他进育才小学和101中学读书。
1952年底,中央决定撤销大区,大区领导人高岗?邓小平?邓子恢?薄一波?饶漱石等五员“大将”先后调到北京工作。邓子恢抵京后,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并兼政务院副总理,全家住进了中南海,他们和林伯渠的住宅相距不太远,两家人成了邻居。在中南海里,林秉苏和邓苏生,他们常常一起学习?玩耍,回忆会昌的父老乡亲。
那时,全国实行供给制,中南海的领导人除毛泽东外,家中一般都没有厨房?厨师。大家统统吃食堂,因为孩子们经常在食堂吃饭,或是一起到怀仁堂看电影?看文艺演出,同中央领导人见面机会多。刘少奇?周恩来?朱德?彭德怀?杨尚昆等领导人都认识林秉苏和邓苏生,也知道他俩是林伯渠?邓子恢从江西苏区找回来的儿子。
孩子越来越大,父貌日显,朱德?彭德怀等禁不住心生疑惑,乐呵呵地询问:“秉苏,你到底是谁家的崽啊?我们看你长得很像邓老。”“苏生,你长得怎么像范乐春?”有一次,他们竟然拉着两个孩子当着邓子恢的面说:“你们两家准是搞错了……”
1953年秋天,邓子恢到江西瑞金考察时,念念不忘当年范乐春的堂嫂及其家人抚养红军孩子的恩情。他在招待所里抽空写了一封信,还买了一段布料,托瑞金县委书记设法转给会昌县范乐春的堂嫂郭发仔,向她转达问候,再次感谢她当年救护孩子生命的恩情,他还嘱咐当地县委和政府一定要照顾好她的生活。
邓子恢的这一封信?一个感谢,给范乐春堂嫂郭发仔精神上带去了莫大温暖。她的内心受到强烈震动,一种内疚感暗暗涌动,精神上久久得不到安宁。
原来,当初左枫来寻找两个孩子时,郭发仔并没有实话实说——两个孩子饥饿难忍,大哭不止时,郭发仔夫妇将哭叫厉害的孩子送给了别人,而将留在身边的孩子当成范家的血脉抚养。实际上,范宜德应该是邓子恢的儿子,而邓苏生则应该是林伯渠的儿子。
此时此刻,郭发仔感到良心不忍,觉得应当说明真相,让孩子恢复父姓,回到亲生父亲身边。郭发仔于是请人代笔给北京的邓子恢?林伯渠和两个孩子,分别写了四封内容相同的信,说明范宜德应该姓邓,另一个是范乐春?林伯渠的儿子。
真相大白了,事实证明两个孩子确实是搞错了,邓子恢?林伯渠下决心互换儿子。
1954年春节来临,邓子恢和林伯渠相约一聚,举行了一个特殊的春节欢庆仪式。仪式设在中南海颐园邓子恢家的客厅里,在场的只有4人,两位老人和两个在苏区长大的孩子,其他人都不参加。
互祝节日问候后,邓子恢?林伯渠两位老人郑重宣布换子。随后,两位老人建议孩子改换姓名:邓苏生改为林苏生,林秉苏改为邓秀生。
改换姓名说来简单,但孩子们情感上却难以接受。两家人对孩子一直都很好,大家朝夕相处,亲密无间,难舍难分。所以,在很长一段时间,两人的姓名都没有改,一直使用原来的姓名。不过,两人常常互换床位,轮流到生父家中团聚?住宿,叫一声爸妈,喊一声弟妹,同大家一起生活。
1957年,林秉苏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后,毕业后,林秉苏被留校从事教育工作。
林秉苏正式改换姓名是1962年的事情。那几年,我国自然灾害十分严重,农业连续大幅减产,身为副总理的邓子恢,多次向中央力荐“责任田”,但这却被错误批判为“刮单干风”?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,并被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和副总理职务。
林秉苏眼看父亲蒙受冤屈,内心十分痛苦,决意改换姓名,了却老人多年前的心愿。从那时起,林秉苏改名邓瑞生,意为在江西瑞金出生,并彻底回到邓子恢身边,给身处逆境的父亲以精神安慰。
长期在邓老家生活的邓苏生也十分懂事。他看到养父邓子恢蒙冤遭难,表示在邓子恢身处逆境时,决不改换姓名,而且终身不变。林伯渠老人也支持邓苏生的意愿。
1958年,邓苏生在北京高中毕业后,经林伯渠夫同意后,回江西会昌生活工作。1959年夏,全国大学统一招考,邓苏生被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录取,回到北京继续学习。大学毕业后,邓苏生又回到赣南工作,并且一干就是30年,直到退休才回到北京安度晚年。
林伯渠故居
林伯渠故居坐落在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。始建于清光绪年间,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居民建筑。林伯渠同志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。
故居由于年久失修,仅存一道封火墙。
为纪念跨越二个世纪的革命家林伯渠诞辰100周年,临澧县委县政府于上世纪80年代动工修复。故居座北朝南,为三进,每两进之间设一天井,有正房14间,杂室5间,建筑面积857平方米。砖木结构,硬山顶,两侧封火墙造型,室内门、窗、壁、望板、地板均用木板拼合,并刷涂桐油成深褐色,后堂屋“九牧世家”之匾牌,高悬梁上。整个建筑古朴典雅,且“诗礼伴家”之气息浓厚。故居内开设六个陈列室、陈列林伯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图片、照片和文物资料。故居前有稻田,后有茶山,左晒场,右池塘,腰围约4米的千年古柏巍然屹立于前晒场中央,一派庄重肃穆的气象。